在第一次看到《野蛮人入侵》预告片的时候，确乎是被电影宣传语所标志的“女性力量”所吸引的。专注于女性身体和力量的电影近年来并不少见，在拳馆训练的片段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去年备受好评的日本电影作品《惠子，凝视》。但预告里那个海滩上漂来的女人，和僧侣对话的女人，被抢走孩子的女人，都为电影留下了更深的悬念。上映后，导演陈翠梅因为在采访中提到“不同意女性机会比较少”而备受争议，她本人也发布长文回应了网络上的讨论。像她在回应里所说的那样，“成为母亲后，我才发现作为女人的各种不平等待遇”，在观影和与陈翠梅聊天的过程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她的创作和表达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生命经验的自觉，而非前置的、预设的女性主义议程。在被赋予的“女性主义电影”的标签之下，陈翠梅来自生活经验的女性表达或许并不完美，但是从她的口吻中所讲述的女性经验女性经验、女性视角、在不同人生阶段经历的女性觉醒也是真实、自然、且珍贵的。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陈翠梅的电影，可能最贴切的是影片里那句“电影就是一切，一切都是电影”。她的很多灵感来源于敏锐的、自然的观察和感知，一方面，这种野生的创作状态让她的作品鲜活而真实，另一方面，在中国，她也需要应对观众对于一个女性创作者的完美期待。这或许是一个没有女性主义理论背书的女性创作者如今必须面对的困境，但这样的讨论也让这部电影延伸出了超越电影本身的枝桠。 不论是在影片内外，陈翠梅都着迷于对虚构与真实的探索。这篇文章将从《野蛮人入侵》最初的雏形讲起，呈现陈翠梅讲述的个体经验和她的创作之间的交织状态，不论是她作为母亲的女性自觉，还是学习柔术的身体体验。最后，陈翠梅也跟我们分享了她对于附着在每个社会人身上的“故事”和自我的关系的思考。我们想和她一起问问那个问题，如果一切故事都是假的，那什么才是你自己？
2019 年，泰国查龙的拳馆一条街，陈翠梅和朋友在这里为新电影采风，这是她成为母亲以后第一部主导创作的电影。当时，她构思了一个剧本的雏形——一位女演员因为要参演间谍片而参加三个月武术训练的故事。影片的主要场景就将设在这条拳馆街。她计划在泰国一边勘景一边写剧本。在出发前，陈翠梅没能找到可以照顾自己的儿子两周的人，于是只能带着孩子一起前往。但孩子让她计划的工作都难以展开。有一次，陈翠梅去拳馆体验巴西柔术的课程，课一开始，儿子误以为母亲在挨打，就冲进来大哭，她只能把他带走，再继续回来上课。后来，陈翠梅和训练搭档开始练习实战对抗，儿子又冲进来非常大力地捶打对方，整个拳馆都能听到很大的动静。“一个三岁的小孩子在打一个非常高大的南非黑人”，这一场面让所有人都开始大笑，但听到大家在笑，孩子反而觉得更生气，于是打得更大力。陈翠梅知道孩子只是以为自己被人欺负了，要去保护妈妈，但尴尬的场面让训练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后来她也不好意思再来：“别人都是特别认真地来专业训练的，我好像带着一个小孩来捣蛋一样”。像世界上绝大多数母亲都曾共享过的经验一样，走在泰国的街道上，孩子眼里看到什么玩具，就会想买，如果不给买，他就开始哭。陈翠梅拗不过，买了一个大恐龙给他，但走到下一个店，他又想买枪，“我真是气坏了”。最初想要拍这个故事的动机来源于一次偶然，陈翠梅和一位北京的导演朋友吃饭时，对方问她可不可以在自己即将要拍的间谍片里出演女主角，她开玩笑说当然可以，只要送她去学三个月武术就行。吃着饭的时候，陈翠梅突然想到，不如自己来拍这个故事：一名导演找女演员演间谍片，并送她去参加三个月的武术训练，但在她经历了各种艰辛训练之后，导演因为拿到了 3000 万的新投资，被要求更换女主角，气愤之下，原来的女演员转而去参加了 MMA（综合格斗）比赛。这也是陈翠梅来到泰国勘景的原因。但因为带着孩子，勘景和写剧本的工作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她切实地感到非常焦虑，甚至一度觉得自己不要再继续做电影了。“没有其他导演像我这样狼狈的。当时我觉得自己真是没有办法创作了，没有办法想象拍电影这件事。”在自述中，她坦言自己在怀孕生产后，便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困境：“身体变成一片废墟，健忘又疲惫，工作被小孩干扰，电影计划不断被延后，最终取消。小孩三岁前，我都活得狼狈不堪。这也是我创作《野蛮人入侵》这部电影的起源。”但就像这个故事最初的灵感突然在脑子里冒出来的时刻，说不清是哪个瞬间，陈翠梅忽然想到，如果戏里的女演员也是一位带着小孩的母亲呢？是不是可以让这个人物更加丰富？如果她最后不是去参加 MMA 比赛，而是要为了救出被泰国黑帮绑架的儿子而战斗呢？这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这一版的故事大纲更接近于我们今天在大荧幕上看到的《野蛮人入侵》。陈翠梅在很多个场合解释过，“野蛮人入侵”这个名字来自汉娜·阿伦特那句“每一个小孩的诞生，都是一次野蛮人对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原文：Every generation, civilization is invaded by barbarians - we call them 'children'.）”最初，这个故事确实是在讲述小孩对她、对社会的野蛮侵占，但故事讲到后面，她发觉所谓的文明社会，才是对每个个体的侵占和控制，因此她愿意做那个野蛮人。和陈翠梅最初构想的一样，影片里，陈翠梅饰演的女主角李圆满，一个因为生孩子淡出演艺圈的过气女演员，被导演邀请出演一部像《谍影重重》那样的间谍动作片，为此，她需要参加为期三个月艰辛的武术训练。电影里，李圆满把儿子“宇宙”带在身边，宇宙成为她在所有场合的背景音，不断地闯入她的空间，打断她的秩序，就连上厕所时也不得不让儿子和她一起。在拳馆练习时，他会不受控制地冲进来捣乱，把他托付给别人照顾时，李圆满又放心不下，无数次出门又折返，提醒照顾他的人宇宙可以吃什么、喝什么、窗户要记得关好。陈翠梅形容这个阶段的李圆满是“完全不自主”的，她被小孩拉着走，被导演强迫学武，被师傅任意摆布，连上厕所的自由都没有。“她好像是一个没有什么主见，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生活的人。”在李圆满身上，当然有着陈翠梅作为母亲之经历的影子，很多角色说出口的台词，其实都是陈翠梅自己在说或者在想的话。包括电影里，当别人对李圆满说“孩子就是你最好的作品”时，李圆满说自己只是孩子来到世界的一个管道，最多只能算是一个 3D 打印机。在她的自述中，她诚恳地谈到了母亲的普遍困境：“整个社会都觉得母亲应该把所有的重心放在小孩身上，对小孩很严厉的时候，他们会说他以后会变成一个杀人犯；太宠小孩的时候，他们觉得你在害他。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来牵制你的行为。这些想法，是我当母亲之后才开始有的。”在上海首映礼的映后谈上，陈翠梅谈到生育让女性的身体被使用、被支配、被透支，她自己在生育之后，身体成为了“一座废墟”，时常让她感到崩溃。生孩子之前，她的身体特别好，运动量也很大，她学过多种武术，包括泰拳、自由搏击、巴西柔术等等。但 38 岁生完孩子之后，她的身体受到的破坏很大，恢复得也很慢。怀孕的时候，肚子上的肌肉被拉开，在生育之后，也需要很长时间来修复，因此在那段时间里，腹肌很难被调用。因为没有腹肌的支撑，内脏都变得松松垮垮的，跳起来的时候，会感觉好像所有内脏器官都在跳动一样。很长时间里，热爱运动的陈翠梅都没有办法运动，这让她非常沮丧。在问到生孩子前后的变化时，陈翠梅如此告诉我们她的感受。不过在说完之后，她又说：“但我不知道你们问一个导演这些干嘛？其实可以多问问身边的妈妈们。”这种女性经验的自觉贯穿在了她的电影创作中，她的短片《蘑菇兄弟们》，仅通过四名男性的酒桌对话，便将有毒的男子气概和厌女话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总被评价为“陈翠梅最女权主义的一部作品”，尽管她自己并没有带着这样的预设。同时，在《野蛮人入侵》中，我们除了看见一位女性在成为母亲的困境之外，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是在李圆满落难后，在逃难的难民女孩在海边发现她，在同伴的反对之下，依旧选择帮助李圆满这般“女性互助”的情节。“我的朋友常常嘲笑我，说陈翠梅是那种生活经验太多的人。”陈翠梅生活中作为母亲的困境的部分投射到了李圆满的身上，不过，她并不认为这是很多人评价的那样“把自己的生活拍出来了”。因为陈翠梅不是李圆满，只不过她会把一些自己的亲身体验或是别人身上看到的细节加入自己的人物里。这也不是因为她更擅长捕捉或观察生活，只是她“对人感兴趣，对别人的生活很好奇”。陈翠梅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自导自演是出于导演的自私。她曾经也想过找杨雁雁、李心洁这样的演员，但最终还是选择自己来演。“在我和杨雁雁之间，选择杨雁雁的话，这个电影可能会更好，但如果我来演的话，我会变得更好。在好电影和变得更好的我之间，我选择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是一个完全自私的选择。”而通过这部电影，她确实觉得自己变得更好了，至少不再是那个觉得无法再拍电影的自己了。身体是《野蛮人入侵》很重要的命题之一。关于如何找回自己，电影中，李圆满是从学习武术以后，慢慢夺回对身体的掌控开始的。在那个经典的桥段里，李圆满问师傅，什么是自己？师傅直接一拳重重地打在她脸上，不断追问她“是谁在流血？是谁在痛？是谁在躲闪？”陈翠梅在这里借用了类似禅宗的做法：用“当头棒喝”来促人醒悟。被打一拳时，那个会自动避开拳头的，就是想要生存下去的、最原始的自己。
在和导演约线上视频采访的时候，助理告诉我们，陈翠梅最近每天都要接受四五个采访、在不同城市参加路演，但还是会每天抽时间进行巴西柔术的练习。柔术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刚成为妈妈的时候，我的精神非常紧张，好像整个人所有的神经都被小孩牵着，没有办法专注地做一件事情。”但在练习巴西柔术的时候，至少在那一个小时里，陈翠梅感到自己是专心、平静的。尤其是实战环节，两个人对打的过程中，必须全神贯注才能感知自己在做什么、对手在做什么、要如何去反应。从柔术再回到生活、工作，或者孩子身上，陈翠梅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太难的事情。“我们一般人平时都是用大脑的理性逻辑思考来想东西，但是在巴西柔术的时候，你不是用这个，你是运用你整个身体去做反应。”和电影里想表达的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忘记身体的存在，忘记除了逻辑思维以外，我们也可以用身体的本能来思考和行动，因为“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我们的身体”。
陈翠梅同样把自己在柔术上所感知到的体验放在电影里，在沙滩上李圆满和同门实战练习的时候，就运用到了巴西柔术，这个时候的李圆满，已经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训练，逐渐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在不断地练习之后，你会慢慢克服被别人抱紧、压制的恐惧，你会感到时间放慢，自己的反应加快，你全身上下其实都会感应到对方的力量在哪里，会知道如何去抓住那个时机。”这让人想到《惠子，凝视》里，有听力障碍的惠子没有办法自如地掌控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但在拳击场上，她能依靠对身体的敏锐的控制和反应，来赢下比赛。即使她没有办法听到拳击场上教练的提示，也听不见对手动作的声音，但是她用眼观察，用一遍遍的身体练习，专注自身的感知。相比用听觉感知、用语言说话，惠子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用一拳拳击打来表达自己是谁的人。这个意义上，惠子和李圆满都在通过掌控自己的身体证明着自己的存在，也映照着影片中僧人的那句“以为身体是思想的牢笼，其实思想才是身体的牢笼”。
映后谈上，陈翠梅说自己拍电影，总是想要去探索和自己有关的、自己困惑的问题。《野蛮人入侵》从头到尾所追问的，就是“什么才是自己”这个问题。之所以选择《谍影重重》，并非陈翠梅在间谍片里最喜欢这一部，而是因为《谍影重重》也在讲一个寻找自己的身份的命题。电影进行到后半段，随着宇宙被人掳走，李圆满与歹徒搏斗，这时候，影片已经进入到了模糊虚实的地带，观众最后会在海边的那一声“咔”中知道，这个时候起，影片里那部筹备中的《谍影重重》已经开拍了。李圆满在海滩上被救，忘记了关于自己的一切。尽管她依然保留着对武术的身体记忆，依然会说多种语言，但失去了自己社会性的那部分“过去”。戏中戏的结构让后来所有的剧情发展都可以在前面的情节中找到呼应：李圆满成了导演口中那个海滩上漂来的难民，带着她仅有的那个“宇宙”纹身，寻找自己是谁的答案。
在第三阶段，陈翠梅想要问出的那个问题是，就算有了对身体的控制，但如果你没有记忆，没有那个“关于自己的故事”的时候，那自己是什么？“如果不说姓名、不说职业、不说关系，你是谁？”陈翠梅对“故事”有很大的兴趣。在她研究民间故事的时候，很常问别人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什么，她发现小时候最喜欢的故事对人的价值观可能有很大的影响。“故事有很强大的威力，它可以改变一个人、改变一个价值观、改变一个国家，整个历史也是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可能是假的、虚构出来的。”这是促使她开始思考“什么是自己”这个问题的契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为自己写一个故事——我以前做了这件事，所以我变成现在这个样——每个故事都有清楚的因果关系。“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当导演，我就从小时候开始说起，说我二姐很会讲故事，她 12 岁的时候自己做杂志，于是我也学她把听来的故事写下来，做成杂志分给别的小孩子看，就这样开始创作，后来就开始想拍电影。”但陈翠梅觉得，我们总是从现在已有的这个结果，回溯回去找一个特别合理的、很符合逻辑的原因，并在不断的重复中强化自己对这个因果关系的确信，但实际上那个原因并不必然会带来这个结果。“毕竟如果我现在成为了一个科学家，我同样可以说是因为我姐姐 12 岁的时候做杂志的事给了我很多想象力和探索的欲望。”“好像我们所谓的自己必须是一个故事，回答‘你是谁’这个问题的一定是一个故事：‘我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人，我小时候住在哪里，……’但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故事，而是我们合理化的故事。”有的问题，陈翠梅感觉自己回答过一百遍，“有时候被问了一个问题，我就赶紧去想一个原因，我第一次这样子讲，下一次再有一个记者问我，我就照样是这样来讲。我再讲多十次的时候，这就变成一个我自己相信的故事，就是肯定是这样子的，但事实上却不一定。你问我果的因是什么，我就会去寻找，但究竟是不是这个因导致了这个果，我自己也不知道。”
采访进行到这里，我感觉自己作为提问者的角色很矛盾。一方面，我认同陈翠梅说的“故事虚构论”，但另一方面，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今天问的许多问题，想要挖掘的故事和各种关联，是不是也毫无意义了呢？当我知道故事不一定真实的时候，我还要继续发问吗？我把困惑抛给陈翠梅。她说自己并不感到矛盾，只是有些内疚，因为觉得自己有时候在乱编故事或者乱讲话，虽然知道这些答案可能不是最正确的。“有时候我不想重复讲同一个答案，于是就想了一个新的故事讲，我就会想记者如果看到另外一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我在骗他啊。”如果不用故事来回答的话，要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如果不用故事来回答的话，真正的我是什么？其实陈翠梅自己也没有答案。所以她才会在电影的后半段，通过失去记忆、失去社会身份、失去名字的李圆满来探索这个问题。我想，陈翠梅对于剥离“故事”、剥离身份的渴望，正是她对于“野蛮”状态的向往与好奇。在影片的最后，李圆满拍完了走过海边栈道的那场戏，大家为杀青而庆祝，但导演胡子杰脸上没有喜悦，独自拿着李圆满的棍棒走向栈道，并把它们扔入海中。尽管最后李圆满似乎觉悟了，但导演是并不满意的，那个在海面上走的导演就是现实中依然没有答案的陈翠梅的投射。不过，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拍电影的过程并不能为自己找到答案，但至少可以帮助她从一个疑问到另一个更好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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